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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联邦制论，是作为谋求从‘救亡’和‘统一’的角度出发，整编中央及地方的权力问题、构建新型的中国秩序而开展的政治实践运动的基本理论被提出的。本论文就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的联邦制论展开研究。梁启超的联邦制论，可以说是在以往传统的帝国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将其整编至国民国家领域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本文中将对梁启超通过联邦制论所探求的‘新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
梁启超最先将卢梭(Rousseau)的联邦制思想引进中国，并为清末时期的联邦制之争提供了端绪。他提到，几千年来尽管中国实行的是独裁体制，但却保持着民间自治的传统，因此如可全方位地采纳地方自治的传统，则中国的政体将会成为世界的典范。由梁启超提出的联邦制理论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其原因和背景在于以上两派都对清政府在处理内忧外患时暴露出的软弱无力存有不满。即，这些人都寄希望于联邦制，期望脱离传统体制、建立新型的中国秩序。
梁启超曾向他的老师康有为明确表明立场说，为了建设民族主义国家，必要时不会推辞‘排满革命’。然而，他的这种立场随着其游历美国并接触布伦奇利（Bluntschli）的政治学说而逐渐转向主张立足于国家有机体说的立宪君主政体。他为立宪君主政体所作的努力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体建立之际暂时受到了挫折，但他依旧支持强有力的总统制下的统一共和体制，并对联邦制的引入持批判的态度。而为了灵活顺利地治理这广阔的帝国，他也主张正式引入可以说是联邦制的要素之一的地方自治制度。
梁启超对联邦制的态度就如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不断发生变化。此外，联邦制被关注并不是因其制度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手段已被对象化，因此并没有对其展开学理上的研讨。然而，梁启超所向往的‘新中国’是不分‘内地’和‘藩部’，而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制下全国各地都被均匀化管理的近代国民国家。例如，梁启超就不论‘内地’和‘藩部’之分、一律公平选举国会议员的问题向自己提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和日本的殖民地台湾都没有选出国会代表，那么在蒙古和西藏选举出代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的疑问后，提出英国的宪法和国会不过是大英王国的宪法和国会，并不是大英帝国的宪法和国会。因为宪法并不适用于殖民地，所以不在殖民地选举代表也就理所当然了。与之相反，中国的宪法和国会代表着整个帝国，在各地区选出代表是极其自然的。他紧接着提到，“国家的重要因素仅在于国民，而国民与所谓的民族不同。在蒙古和西藏地区选举代表，代表的是蒙古、青海、西藏这几个地区，并不是代表蒙古人种、通古斯人种。”，他所憧憬的是摒除文化、种族的差异，建设以均质化的国民为基础的近代国家。
由此我认为，梁启超所向往的近代国家形态在超越文化、种族差异这一点上，可以看作是对于立足于传统的‘天下思想’的‘大一统’观念的较为强有力的实践。即，主张天下地上一切事物不分‘中华’与‘四夷’、一律同等的‘天下思想’已融合在了梁启超的‘新中国’体制秩序中。如此，通过基于对联邦制实行批判性采纳的议会内阁而进行的‘新中国’建设，也可以看成是传统的德治与教化史无前例地谋求发展强大的国民国家的行为。虽然梁启超的实践运动因他所处的时代的制约并未取得成功，但直到现在这仍是处于进行时中的课题，即‘历史的含意的现在的课题’。
梁启超最先将卢梭(Rousseau)的联邦制思想引进中国，并为清末时期的联邦制之争提供了端绪。他提到，几千年来尽管中国实行的是独裁体制，但却保持着民间自治的传统，因此如可全方位地采纳地方自治的传统，则中国的政体将会成为世界的典范。由梁启超提出的联邦制理论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其原因和背景在于以上两派都对清政府在处理内忧外患时暴露出的软弱无力存有不满。即，这些人都寄希望于联邦制，期望脱离传统体制、建立新型的中国秩序。
梁启超曾向他的老师康有为明确表明立场说，为了建设民族主义国家，必要时不会推辞‘排满革命’。然而，他的这种立场随着其游历美国并接触布伦奇利（Bluntschli）的政治学说而逐渐转向主张立足于国家有机体说的立宪君主政体。他为立宪君主政体所作的努力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体建立之际暂时受到了挫折，但他依旧支持强有力的总统制下的统一共和体制，并对联邦制的引入持批判的态度。而为了灵活顺利地治理这广阔的帝国，他也主张正式引入可以说是联邦制的要素之一的地方自治制度。
梁启超对联邦制的态度就如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不断发生变化。此外，联邦制被关注并不是因其制度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手段已被对象化，因此并没有对其展开学理上的研讨。然而，梁启超所向往的‘新中国’是不分‘内地’和‘藩部’，而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制下全国各地都被均匀化管理的近代国民国家。例如，梁启超就不论‘内地’和‘藩部’之分、一律公平选举国会议员的问题向自己提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和日本的殖民地台湾都没有选出国会代表，那么在蒙古和西藏选举出代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的疑问后，提出英国的宪法和国会不过是大英王国的宪法和国会，并不是大英帝国的宪法和国会。因为宪法并不适用于殖民地，所以不在殖民地选举代表也就理所当然了。与之相反，中国的宪法和国会代表着整个帝国，在各地区选出代表是极其自然的。他紧接着提到，“国家的重要因素仅在于国民，而国民与所谓的民族不同。在蒙古和西藏地区选举代表，代表的是蒙古、青海、西藏这几个地区，并不是代表蒙古人种、通古斯人种。”，他所憧憬的是摒除文化、种族的差异，建设以均质化的国民为基础的近代国家。
由此我认为，梁启超所向往的近代国家形态在超越文化、种族差异这一点上，可以看作是对于立足于传统的‘天下思想’的‘大一统’观念的较为强有力的实践。即，主张天下地上一切事物不分‘中华’与‘四夷’、一律同等的‘天下思想’已融合在了梁启超的‘新中国’体制秩序中。如此，通过基于对联邦制实行批判性采纳的议会内阁而进行的‘新中国’建设，也可以看成是传统的德治与教化史无前例地谋求发展强大的国民国家的行为。虽然梁启超的实践运动因他所处的时代的制约并未取得成功，但直到现在这仍是处于进行时中的课题，即‘历史的含意的现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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