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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립창원대학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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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양사학회 동양사학연구 東洋史學硏究 第17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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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초록·키워드

    本论文旨在通过比较同一位撰者在同时代编纂的《晋书》和《隋书》〈五行志〉的结构与叙述差异, 考察唐初灾异说的演变脉络。
    被评价为抄袭《宋书》〈五行志〉的《晋书》〈五行志〉, 实际上确实有许多内容与《宋书》相同。然而, 《晋书》不同于《宋书》, 它更重视的不是事象, 而是事应, 因而带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 它更倾向于将灾异理解为天谴。这一点源于《晋书》作为一部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史书的特性。然而, 除此之外, 这方面也与《晋书》编纂过程中积极利用自晋代以来所撰成的杂书或杂传, 以及《晋书》编纂者们认为采用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资料更能体现当时的时代特征这一判断有关。《晋书》力求忠实反映时代的特点, 也可以从其采纳《汉书》〈五行志〉的结构与内容, 而非《南齐书》与《魏书》〈五行志〉的做法中得到印证。
    与此不同, 《隋书》〈五行志〉则以《南齐书》和《魏书》〈五行志〉为蓝本。其结果是, 《洪范五行传》的内容呈现出更为突出的时令性质, 而将灾异视为天谴的“主宰性天观”则明显式微。也就是说, 《隋书》〈五行志〉更加强调对灾异的机械式解读倾向。这一点, 可以从其全面采纳刘向试图以自然主义、机械论方式解释灾异的阴阳说中清楚地看出。
    《隋书》〈五行志〉与〈天文志〉的编纂者是李淳风。他精于天文、历法、数术等领域, 同时也因编纂《乙巳占》而闻名。据评价, “那部书虽然谈及不确定性, 但却主张当下的天文变异并不意味着任何凶兆”。《隋书》中将日食记载于〈天文志〉而非〈五行志〉, 这也应当与李淳风的学术态度有关。这表明, 当时已出现了一类将异变视为自然现象、对神秘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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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I(KEPA) : I410-151-26-02-094535710